对于“大跃进”，毛泽东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，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，要受惩罚，要检讨。我现在受处罚，土地瘦了，牲畜瘦了，人瘦了，“三瘦”不是受惩罚是什么！但他仍认为，过去几年，包括“大跃进”三年，总的来说，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，“三面红旗”是正确的。所以发生错误，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、政策和办法。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，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，错误就是那么一点，有什么了不得。

但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分析“大跃进”造成的经济困难时说：“这几年发生的问题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，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？湖南农民有一句话，他们说是‘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’……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……是不是可以这样讲？从全国范围讲，有些地方，天灾是主要原因，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；在大多数地方，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。有的同志讲，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。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。总是九个指头、一个指头，这个比例关系不变，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。”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“三面红旗”本身后又说：“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，还要坚持，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。”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，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（包括若干政策）是主要的。

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，1961年11月5日，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，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，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。

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，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、吴冷西等谈话，提出修改意见。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，报告的起草，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，一是成绩讲够，二是缺点讲透。他特别强调，过去四年的缺点、错误要摆开讲，有多少讲多少，放开讲，不要吞吞吐吐，重病要用猛药，要使人出一身汗，这才能接受教训；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，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，否则下面不服。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，要求各地、各部门也改正错误，不能自行其是；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，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；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，每个省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，一个也不能缺，这种现象太多、太普遍了。

刘少奇还说，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，要保留一点，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，尤其是工业、财贸；“15年超英”的口号是否仍提，要好好考虑……这一点，他讲得很慢，字斟句酌。谈话结束前，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：“大家不要怕这怕那，要放开手脚写，要敢讲老实话，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是草稿，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，错了政治局负责。”此后，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、讨论，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，主要不是天灾，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。

1962年1月7日，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，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，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，然后向大会报告。

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，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，还没有看完。可不必等他看完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，先发下去征求意见，更好地集思广益。

毛泽东虽然不满意但话说得还是很婉转。

在此后中共中央召开的“七千人大会”上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），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，多数表示同意报告的观点。

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，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。毛泽东说，看来，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，而是原则问题。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，可以全部推翻。他强调，委员会内充分讨论，有意见都可以提，贯彻“三不主义”——不挂账，不打击，不报复，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。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，由21人组成，包括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云、彭真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薄一波、陈伯达、柯庆施、宋任穷、乌兰夫、陶铸、刘澜涛、李井泉、王任重。

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，起草委员会内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。起因是1月18日，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，包括不包括主席、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？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。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，即毛主席所说：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，圣人是没有的，缺点错误都有，只是占多少的问题。不怕讲我的缺点，革命不是陈独秀、王明搞的，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。彭真又接着说，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，也是泰山，拿走几吨土，还是那么高。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，不敢提意见，不敢检讨错误，一检讨就垮台。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，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。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？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，得不到教训。各有各的账，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。

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，陈伯达就抢着发言，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，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？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：别人都可以批评，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，这不好。

对于敏感的“三面红旗”，起草委员会最后将“书面报告”中“三面红旗”是“站得住的”，改为是“正确的”，基本肯定了“三面红旗”。

25日，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。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，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，而是把它作为“书面报告”提交大会讨论，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，即对“书面报告”进行说明。

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：一条是天灾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，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；还有一条，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。这两个原因，哪一个是主要的呢？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，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，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。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，农民说是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，你不承认，人家就不服。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，成绩不是主要的……

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说，总的讲，是不是可以三七开，七分成绩，三分缺点和错误。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、错误和成绩，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，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，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（在此处，毛泽东插话，这种地区也不少），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，而成绩是九个指头。可是全国总起来讲，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，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。还有些地区，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……

所谓的两个“三七开”就是指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“三七开”。正是这两个“三七开”，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分歧，也激怒了毛泽东。

实际上，上面这些话并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，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“书面报告”的范围。那些最刺耳的“天灾”、“人祸”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，只不过毛泽东认为“人祸”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。